90年代以来，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朋友们纷纷转向，兼治思想史或学术史。如果说，转向思想史最成功的要数汪晖的话，那么，兼治学术史最出色的应该算陈平原了。最近，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史专著：《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》，可视作陈平原走向国学的叩门之作。
作者在后记中说，此书写得十分艰难，前后总共花费了六年半时间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所做的，是一项相当艰苦的“继绝学”事业，即以相当的学术自觉，接上一度被中断了的，由章太炎、王国维、胡适、陈寅恪等大师所开创的现代国学传统。然而，诚如陈平原所承认的：他们是背四书五经出身的，而我们是背“老三篇”出身的，不要说“接着讲”，即使是“照着讲”，又谈何容易！
由此之故，颇有自知之明的陈平原取学术低调，视这项研究既是一项著述计划，又是一种自我训练。自90年代学术史骤然升温以来，多少人纷纷抢滩国学，不是大编国学经典丛书，就是急就体系型的中国学术史，犹如一场抢注商标的竞赛。然而，作为90年代“国学热”始作俑者之一的陈平原，却无意领导潮流，抢出风头。他以对知识的谦卑和敬畏态度，着眼于“自我训练”，实实在在地“亲手触摸”，从最基本的个案做起。
本书就是围绕着章太炎和胡适之两个学术个案展开的。作者将之称为“法从例出”的叙述策略：不是构建宏大的理论框架，将所有对象一网打尽，而是抓住若干经典性的个案，以小见大，揭示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具体过程。对这样的“范例”研究方法，以我个人研究知识分子的治学旨趣，是颇引为同调的。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，自然需要形而上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论证，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作出新的“范例”。“范式”是抽象的，而“范例”不可能不是具体的。如果说80年代是开创“范式”年代的话，那么90年代应该是贡献“范例”的年代。
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来说，章太炎和胡适之是两个无法绕过的个案。这是晚清和五四两代学者的代表，一个处于新旧学术的转型时期，另一个处于新范式的开创时期。章、胡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，然而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代学人，毕竟存在着更多的相似。他们都是真正的大师，学问有大格局，人格有大气象，不愧为文化大变局中的扛鼎之人。陈平原从“求是与致用”、“官学与私学”、“学术与政治”等几个层面分析比较了两位大师的异同，并且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叙述这两代学人的纵横方面，从而透视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期的文化景观。
同样是“整理国故”，有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：一种是胡适之式的“捉妖”、“打鬼”，依据当下的语境需要，重估一切价值；另一种是陈寅恪所说的“了解之同情”，通过还原历史的语境，尽量接近和理解过去的人物与思想。前者产生了从胡适之到古史辨派的“疑古”狂潮，后者形成了陈寅恪、冯友兰、钱穆所代表的“释古”流派。两派孰优孰劣，历来见仁见智。在我看来，陈平原对于国学的态度，是接近“释古”的。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，一般青年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无疑是“捉妖”、“打鬼”，为当时现实改革需要，也无可厚非。但这终究是一种意识形态，而不是学术研究。学术研究，虽然摆脱不了价值的先见，但在其过程中，还是需要韦伯所说的“价值中立”职业规范。同情性的理解，不是在价值观上完全认同古人，而只是将对象放在原来所处的语境加以解读而已。解读也不是一个纯然客观的过程，其间总会有解读者主体的意识掺杂其间。客观的对象与主观的理解交织在一起，就有可能产生创造性的阐释。通过阐释学的方式，我们有可能实现自身与历史的话语接轨，从而建构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新范型。
在写作本书之初，陈平原曾经对我说起：我知道自己的限度，我不过是想通过学术史的研究，看看我们这代学人到底能够走多远。如今，他的第一步已经跨出，到底能够走多远，还须再看。我想，即使走不远，也无伤大雅，他的学生、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可以接着走。目的不是重要的，有意义的倒是走本身，认定一个方向，执着地走下去。一个多元的文化语境，应该容许学术的不同走法：启蒙的、后学的、国学的。学术世界里，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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